春种草莓鸡毛菜，夏种玉米西红柿，自给自足不外卖，这是沪郊大多农户宅基边自留地的用途。不过，这些年崇明港西北双村有了新尝试——在自愿的前提下，村里免费给农户发放果树苗，农户自己种。“家家户户都有个小果园，开花结果时美不胜收；果子收益归农户，要吃要卖都可以，‘卖不动’的我们帮忙联系渠道。”市人大代表、崇明区港西镇北双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小英说。
北双村对于“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”的探索尝试，是沪郊基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缩影。郊区和乡村面积占上海陆域总面积的85%左右，“三农”工作在上海发展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，今年是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攻坚之年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“乡村振兴”的篇幅明显提升，“乡村振兴”也成了此次上海两会会场内的热门议题之一。
如何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？如何更好发展乡村产业？如何激发乡村“内生动力”？针对这些问题，代表委员们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。
找准城乡互动的“介质”
“最近我常看到一些农宅外墙上画有墙绘，这当然很美，但这是否就能代表‘美丽乡村’？”在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“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”专题会场，刘海燕代表的发言有些“犀利”。乡村振兴，不等于简单的“涂脂抹粉”，不是形象工程，更不是为了让乡村迎合“城里人”的固有想象，而有着更深刻的含义。
横向看，“乡村振兴”不等同于“农村振兴”。“‘农’对应的是‘工’，‘乡’对应的则是‘城’。”市人大代表、崇明区区委书记唐海龙说，“乡村振兴”和以前的“新农村建设”有明显区别，以往强调的是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进村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，而“乡村”是一个比“农村”更开放的概念，需要和城市间产生更多联系，人员、资金、信息等要素的“城乡对流”应更密集。
纵向看，当下提“乡村振兴”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。唐海龙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乡村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计划经济阶段，由于工农业产品存在价格“剪刀差”，体现为农业支持工业建设；改革开放后，由于“人口红利”因素，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。“这两个阶段里，都是农村要素单向往城市流动。如今，则真正到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阶段，提出‘乡村振兴’恰逢其时。”
余思彦代表认为，谈及“乡村振兴”，不能落入一个常见的思维窠臼：“不能老想着城市能‘给’农村什么，而要想城乡之间能‘交换’什么、城镇居民和郊区村民到底需要什么。城乡交流和互动，要找准‘介质’和对接点。乡下阿婆家香喷喷的菜饭，农户自制的咸肉，农家习以为常的东西，到了城市往往稀奇，这些都能成为城乡互动的‘介质’。”
填补城乡鸿沟，重塑城乡关系，是“乡村振兴”的重要任务。张小弟代表认为，乡村振兴绝不是只追求单一的农业经济振兴，更不是延续简单的工业化思维。“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是乡村现代化，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全面重构，乡村产业不等于农业，在乡村居住的人不等于农民，上海应该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乡村。”
